——学习与研究篇

      燕瓦当收藏大家吴庆军先生曾就收藏的体会，对笔者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每收到一件藏品，就出现了问号；研究一段时间后，略有心得，问号就变成了逗号；到全部搞明白了，就变成了句号，有一天问号又出现了……

     吴先生的一番话，着实让笔者回味了许久，一则从中体会出吴先生问物追古、力求甚解的钻研精神，二则让人明白了收藏大家与俗手的根本区别：即大家追根溯源，在实践中理解和丰富理论，又以理论指导收藏的行为，俗手少思考、轻研究，故水平难以长进。

     行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围棋界的许多高手，如吴清源、秀行、李昌镐、聂卫平等等，无一不是心无旁骛、潜心棋道的奋斗者。待其通晓古今棋局时，方能从千万棋友中脱颖而出、艺惊天下；而俗手如我者，行局万千，却不思理道。正所谓“病学者厌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棋道如藏道，其理同也，故藏者欲使自己成为高手，自己的藏品价值不断增加，学研之道，不可不重视。

     然而史海浩瀚，如何掌握收藏方面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呢？笔者结识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藏家，各有其心得，今综合之，加上本人的一些陋见，提供给众藏友参考。

      收藏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可分为“博”和“专”。“博”指广泛性，“专”指特类性。

     １、关于“博”。古往今来，大收藏家诸如苏东坡、翁同龢、王国维、张伯驹、王世襄等无不是通古知今的学问家，博学多识为其研究某一方面的文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之贤者为后世来者如何学习和研究古玩，标出了明确的尺杆。可以说，无“博”则事无成。

       “博”，意味着学史，即尽可能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中国简史》是必须要读的，此外，针对自己的研究内容，有针对性地学习某一阶段的史书。例如，为了解汉代陶俑，我选择《史记》中有关章节学习。为研究北朝陶俑，我选择《隋书·礼仪志》、《隋书·音乐志》研究，以物对志，用志品物，多有心得。

      “博”，意味着研究地理，尤其应重点研究与藏品相关的地理知识。一部向往几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解除了我心中的不少疑问，明白了同一时代河北陶器有同有异的某些原因。

     “博”，意味着广泛阅读相关文献，尽可能多地参观博物馆和各种文物展出。我所认识的藏家，多订有《文物》、《考古》、《收藏家》等多种刊物。他们阅读相关内容，也非常重视参观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展出。如看某战国墓中品，他们对有关陶、铜、玉等文物均仔细研究，因为同时代的艺术品均相互借鉴，具有鲜明地时代特征，了解这些特征对研究个人的藏品至关重要。此外，这些来自文博一线的器物，真品无疑，可作为脑海中某类文物的标准器。事实上，人们对真赝品的判别，就是用实物比对已存在脑中的标准器或这些标准器上的一些标准特征来衡量的；而脑中存储的标准器和其特征越多，“走眼”的几率就越低。故广泛阅读，勤做笔记、多看馆藏和展品对提高收藏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博”，意味着注重实践。我所熟识的大藏家莫不热衷于古玩市场，商铺地摊，逐次看过；也喜欢走村窜巷，富户贫舍，无有挑剔，其目的其实就一个，即多看、多上手。他们对各种器物，无论陶瓷金玉或是字画珠铜，也都多有兴致。目的有二，一为了解同时代其他物品的特征（这对研究自己的藏品有益）。二为了解市场行情。对熟知的文物，他们也要翻看再三，寻找出真赝品的依据（与脑中已存的真品标准器及其特征比较），以巩固理论，提高鉴别真赝品的能力；对待不知或未见过的文物，必问其详，回去后查阅资料，以求甚解为乐。如此日积月累，不断钩玄摘密，以理论指导实践，又以实践知识校正所学理论，使他们的学识得以升华；眼力得以提高，见多识广也就不足为奇了。

        ２、关于“专”。人生有涯，物类无边，故无“专”则不精，无“专”不成家。古今收藏大家，莫不在“博”上求“专”，在“专”中拓“博”，如苏东坡痴石、张伯驹迷画、王世襄悟木等等。

     “专”要求藏者集中精力和财力，专注于某类藏品的搜集和研究。比如定瓷的生产历史长达数百年，器形繁多，仅饰花就有数十种之多；加之价格昂贵，若不专注，必难以精通辨真之道，“吃药”（即买赝品）就不可避免了。故有成就的收藏家，莫不遵循此道。看看我省的几位大家，如古印藏家程训义、燕瓦藏家吴庆军、民俗藏家牛双跃等，知此言不谬。

     “专”要求藏家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到某类藏品上，有关资料的搜集也需围绕这类藏品来展开。

      我对陶器的收藏和研究就非常注重在“专”字上下功夫。首先我专注于彩陶收藏与研究，其他陶类一般不予考虑。其次我对标准器的建立，很注重观察和研究博物馆中同时期的陶器，对其器形、命名、材质、工艺、颜色、纹饰等多有兴趣，有机会便去。国内陶器展出属高档次的博物馆，以历博、上博、首博、陕博、豫博为最上，市一级以洛（阳）博、邯（郸）博最值得一看，晋、冀博物馆也可看。国外博物馆中的美国纽约博物馆、法国的罗浮宫展品最为丰富。再者我在资料搜集上也有侧重。一类是标准器类，如《中国文物大精华大辞典》、《中国陶瓷史》、《中国陶瓷全集》等，此类典书有助于甄别陶器的档次和时代。二类是旁证类，此类中的物品档次比不上一类中的，但对断代、了解时代特征很有帮助，且叙述较一类详尽，一般是专文专议。此类书有《文物》、《考古》、《文物春秋》等，另一类专著也相当有价值，如《长沙楚墓》、《广州越王墓》、《曾候乙墓》以及各省尤其是北方博物馆的文物精品集等。这二类资料宜成套集齐，有的是合印本，集齐较易，散本如八十年代前的《文物》就很难成套，但用心搜集还是可以找到的。此外，我专注于陶器“神”、“形”、“皮”的研究和探索。彩陶的鉴赏，宜从“神”入手。古物必有灵性，先祖们用心血赋与其生命，故其生动而富于生命的张力，散透出一个时代的气息，而赝品则无古韵和灵气，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形”的研究主要是造型、比例、纹饰、颜色等。陶器是立体的雕塑品，它集中表现出创造者的情感、追求、构思和技法的娴熟程度，因此，一件古代陶器精品，就“形”而言，必是造型准确、比例协调、纹饰考究、颜色丰富的综合成果。“皮”即“包浆”，陶器无论真与赝、精与普，均由土包裹，因此对土的层次、色泽、味道、含物（草根纹、贝类）均宜仔细观察，另外老陶、老色与土的结合与新造品大庭相径，常看便可知晓。

     “专”要求藏家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将心得整理成册，著书立论，泽披后世。历代有作为的藏家，莫不将著书立论作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以将自己的心得公布于众，便于后学摘选，使民族文化得以延伸和发展，因此王世襄先生著有明清家俱巨作，马未都先生有瓷器专著，我省藏家吴庆军、刘德彪教授著有《燕下都瓦当研究》、程训义教授著有《中国古印》（即将出版）等。诚穷己微力，传承华夏文化之举，故得后世景仰，功莫大焉！

            --悼念郭涌藏友

李 小 晟

  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园中的迎春花在寒风中蔘蔘而开，全没有前几日看到她时，给人以振奋和充满了希望的感觉。

  花儿开的依然灿烂，树上的翠芽带来春的信息。然而我心中一片昏暗。郭兄，在听到您去世的噩耗时，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是那样的苍白。

  郭兄呵，您走的太急。记得初次相识，程训义教授带我去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到处是书籍，还有一幅油画。我知道，您是喜书之人。交谈中，您待人热情，平易近人，全无一个著名出版社老总的姿态。谈吐中流出的连珠妙语和贴切典故，无不彰显出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渊博的学识。您对艺术的理解和对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使我们能从心里迅速地沟通。当我用鉴赏者的眼光，再一次仔细审视您自作的油画时，坚信对您有了更多地理解。如今，你走了。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的您走了，怎不叫人扼腕叹息！

  郭兄呵，您走的太急。您为将收藏家的研究成果留给后世费尽了心血。程教授数十年研究古印，家藏战汉古印数百方，颇有心得。书稿已毕，付印无门，几成老人心病。是您，亲自策划，多方奔走。是您，安排专家校对，甚至连到印刷厂校色的细节都考虑到了。还是您，将数十本样书扛到了程老先生家中。如今，这本精美的《〈中国古印〉》即将面世，而您却走了。今天，程先生闻知噩耗，闭门谢客，其心之苦，思念之长，兄可知之？

  您计划将河北收藏家的成果出版系列丛书。我们在一起谋划过，憧憬过，而您匆匆走了，收藏家们从此少了知音。

  郭兄呵，您走的太急。兄记否，当您第一次收到一件战国陶器时，那欣欣然的样子，我看到的是您对古代文化的崇敬；当您初入藏界，朋友们说您眼力需要提升时，您表现出诚恳，报之以微笑，我看到的是您的宽厚和虚怀若谷的心境。

  就在前日古韵赛宝大会上，您流连许久。我因事多繁杂，竟未带您看看宝物，仅匆匆握手问侯。谁知这一别，竟天地永诀。兄方展鲲鹏之志，天竟不允。英才殒落，藏界之损，我失师友，痛心万分。

  您走了，留下了遗憾，更留下无穷无尽的思念。

  迎春花开着，但带着泪珠。。。。。。

右起张驰(钱币鉴定家),任滟俐(主持人),边洪湖(地矿珠宝经理),本人.

                                            清代唐卡 

              李小晟

前几日，因事赴津门。在友人热情地引导下，逛了一趟天津古文化街和古玩城，不禁为津人的大手笔——原汁原味的中华古韵而又极尽现代化的装饰——而感叹。猛然想起民国有四位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曾在津久居，其故居应有许多民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史料，于是就和友人兴冲冲赶到冯国璋故居，不料却被一块木牌挡住，上法：“游人止步”，抬头才看清，原来此地已变成高档海鲜酒楼矣，遂悻悻而归。是夜，友人设宴，走近灯火通明的酒楼，又令我吃惊不小，原来此处系奥匈帝国的领事馆！席间，我用“奢华”词来形容津人展示文化遗产的方式，友人不解，我进一步解释说，就文化而言，天津还未富裕到拿总统故居和帝国领馆做酒楼用的境地。友人笑言，此本无奈之举，津门清末民初遗迹甚多，政府也无财力都办成博物馆，因之，徐世昌大总统故居现仍被几家单位占着，许多外国银行的洋楼为人分割，甚至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的故居——即著名的“饮冰室”，2001年仍居住着多家居民，破旧不堪,等等。不过，友人建议我去天津博物馆看看，定不虚行。

翌日，我急急赶往博物馆。在远远看到博物馆轮廓的一瞬间，我从心底里就感到一阵阵地震撼，脑际浮出两个词“奢华”、“大气”。这哪里是什么博物馆，分明就是一只几欲展翅翱翔的天鹅在空旷无垠的远处召唤着我！探究的冲动催着我快步进入馆中，三层展馆，错落别致；电梯上下，迎来送往，十分惬意。单是展室名目就让我像老饕客见到美酒佳肴般兴奋：《百年集珍——馆藏文物珍品陈列》、《砚寓儒雅——中国古砚艺术陈列》、《国瓷华彩——中国古代瓷器装饰艺术阵列》、《书法掠踪——中国古代书法艺术陈列》、《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明清绘画陈列》，三楼陈列大型历史主题《中华百年看天津》。印象最深的，要数明清绘画展。馆藏明清时期绝大部分著名画家以及各个画派，如“明四家”、“松江画派”、“吴门画派”，清代“四王、吴、恽”、“四僧”、“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等。精品纷呈，数量众多，体系完整，是可构成中国明清时期的绘画史。《中国古代书法艺术陈列》也让人难忘。馆中琳琅满目的文物载体——如史前的岩、陶片、商代的甲骨、周秦的青铜鼎彝、汉简、帛书、碑石砖瓦、玺印手扎，以及晋以后历代书法大师们的作品拓片和真迹，忠实地再现了五千年来中华文字和书法的演变史程以及文字和书法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和审美趋向，邀观众探微向幽，品汉字书法的无尽魅力。

天津博物馆有今天的辉煌，天津藏家的慷慨捐献功不可没。著名的实业家、文物收藏鉴赏家、版本之家周叔韬捐献国宝级文物，如北宋治平四年《诃般若波罗密蜜经》、敦煌遗书、现存最早的官玺——春秋“王戎兵器”玺等。张叔诚捐献全部家藏文物455件。民国总统徐世昌之胞弟徐世章将其节衣缩食、呕心沥血收藏的“濠园”藏玉、砚、名画、法帖、缂丝、竹周经、印章等2749件珍贵文物悉数捐出，其中砚台960多块，四大名砚精品均在其中，为“天下砚台第一馆”的主要部分。徐世昌孙媳张秉慧所捐西周太保鼎、克鼎、太师鼎、克钟等青铜重器，铭文清晰，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其他如方长宜、陈大有、魏伯刚、顾得威、陈宝琛的后人、吴颂平的后人、甲骨文褚和收藏家王襄、王懿荣后人等均有珍品捐给博物馆。正因这些收藏家“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周叔韬语）的超俗境界和化私为公的义举，使天津博物馆能克服史短物稀之弊，驰名天下。当然，津人并未忘记在每件捐品前显著标明捐者，以彰显其贤，激励后代。

天津人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示其历史，虽然难言完美，然其丰富的内容是令异乡人叹为观止。异乡花好，仅饱眼福；我乡土瘠，可供生老。人在他乡殿堂，总忘不了与故乡对比，笔者亦不例外。天津人对文化遗产的“奢华”展示，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政府与市民对文化遗产的重新重视，这一点从近年来古玩城、博物馆、“饮冰室”等投巨资重建、重修可充分予以说明，所“贫乏”者是史短物乏,故此“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比之下，笔者客居了近二十五年的第二故乡——石家庄则有另一番“奢华”与“贫乏”。

我庄号“天下第一庄”，庄者，大村也。村民逾百万，多数似我一般之移民。既是移民村，就应该是多元文化（指全国各地民俗文化）碰撞后的结晶体。多元文化城市，诸如深圳即是。深圳人在创造出一个个经济奇迹的同时，并未忘记给自己创造文化精神生活的乐园。他们建造了多种博物馆，以展示多种文化的精髓。劳动之余，可使自己的精神得以享受，文化得以延伸。我庄也有省、市二个博物馆。省馆展出内容还算丰富，但记忆中几个展馆内容几乎不变。笔者喜欢中山国、满城汉墓文化，内容丰富，活脱脱一部战国、汉代实物史。遗憾的是，数次参观，展品总是老八样。其实，中山王墓和刘胜墓中所出文物，数量极多，内涵也极为丰富，以每三月更换一次，每次十件计，恐怕几年也展不完。现在多数却在库房中睡大觉，似永难展其风采。文物若不公展，不能供后人学习、研究和欣赏，就毫无价值可言！何况这些文物是属于全民族的，更是属于千千万万燕赵儿女的。因此，不断更新展出，完整体现其文化、历史、艺术价值，是博物馆存在的根本，也是其天职所在。我庄的市博，馆藏似乎不多，偶尔亦也展出，影响均不大。庄中有个艺术中心，好像只在吴桥杂技节时村民们才能想起她，平时不大有什么活动。最近建了一个美术馆，地点偏僻，村民们光顾的也不多。村里收藏者最爱去的燕赵艺术市场，施工不断，尘土飞扬；单是卫生间，就让人胆战心惊，君若不信，试试便知。对照天津古玩城，单是畅亮、净洁的洗手间，就让笔者羡慕不已。细细想来，上述几处便是我庄里展示文化遗产的可去之处。我们既无天津那么多名人故居，也未从内容上深入挖掘，村民之精神和文化生活，可谓贫乏而又可怜！我庄舍得花几个亿去修一座桥，花十几个亿去挖一条民心河，为什么舍不得花个零头去给村民们修几处能慰籍精神、滋润心田的乐园？

其实我庄里贫乏的不止是文化遗产展示的地点，更重要的是对文化遗产认知上的贫乏。由于这种贫乏，便做出种种令人心碎的“奢华”之事来。

有人认为“天庄”历史短暂，既无文物可展，也无遗迹凭籍。笔者以为“天庄”乃燕赵省城，既是省城，当聚集燕赵大地之瑰宝，昭示燕赵祖先的聪明才智和灿若星河的艺术创造。稍具史地知识的人都知道，燕赵大地从春秋到宋金时代，有着高度的文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有燕下都、邯郸、灵寿、邺城曾为国都的古遗址；常山、高昌、正定等多处古城遗址；磁州窑、定窑、邢窑、井陉窑等名闻遐迩的遗址等等。文化遗产之多，使河北成为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而当我们的邻居不遗余力地研究、推广“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的时候，我们的井陉窑遗址却被推土机无情地推开，若非媒体曝光和有识之士的奔走，险遭灭顶之灾。“南水北调”工程横穿河北文物集中地区，据报导文物保护资金缺口很大，但至今未见下文。我们有的县文管所在发现唐、宋墓后，只取走陶、瓷器等“值钱”可移动文物，而将具有更高文物、艺术价值的壁画弃之荒野……。“奢华”之举，燕赵祖先所遗之物可谓多矣，比之天津名人故居，不知价值高出多少倍去。如此看来，天津人以总统故居作酒楼的“奢华”真是“毛毛雨”而已。

古代文化遗址如此遭轻视，现代艺术创造则更不在话下。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两个河北籍的大师——黄胄和王雪涛，将永载其中。黄胄开创了中国速写人物的先河，其画驴、人物等名闻天下，是“原长安画派”的领袖。王雪涛被世人尊称为“牡丹王”。他们的艺术价值不可估量，也是河北人民的骄傲。然而当初黄先生提出在冀兴建艺术馆时，无人理睬。王先生仙逝后，家人愿将其藏品和巨幅作品捐与家乡，希望能建纪念馆也未能如愿。无奈之下，黄先生自筹经费在京建“炎黄艺术馆”。为筹措经费，不得不过度劳累，以至在一个艺术家的黄金季节过早离世，令人据腕叹息。山东人则在听说王雪涛家人之愿后，抢先在济南趵突泉公园建起王雪涛纪念馆，与李若禅先生纪念馆相映成辉，为济南平添一道耀眼的景色。当笔者在竹林深处、幽途尽头寻访到大师纪念馆时，不禁感叹圣人之乡对文化大师的崇仰之意；又怀着景仰的心情，细细拜读大师的巨幅作品时，心中阵阵作痛。朴实、勤劳的河北人，你们何忍让为你们争满无数荣耀的艺术大师——你们优秀的儿子——流落他乡？对诞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文化瑰宝何以如此大方地馈赠？

无独有偶。曾在广东工作的平山人白云起先生，尽平生之力，收藏近现代书画数百幅，其中不乏领袖人物、名人和书画大家的作品。愿将精品捐予我庄，但因种种原由未能遂愿。想想吧，庄里人，几百幅作品将挂满多大的殿堂？我们的孩子们将会从中汲取多少有益的养分？君不见，天津人为何对捐献者念念不忘？如果津人之举不算什么，那么故宫开设“景仁宫”，两厢嵌金展示历年捐献者大名的举动，总该对庄里人有所启示吧！

文化与传统是城市的灵魂，文化遗产展示的深度和广度则是城市文化品位的象征。但愿我们“天庄”文化品位能高一些，则是我们村民和孩子们的喜事，毕竟，我们将世世代代在庄里生活下去。

              二00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初稿与家中

              二00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改于家中

              二00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定稿于家中

                             北朝极品武士佣

如何选择正确的收藏之路（2）   

 　——意识篇

古玩收藏中，收藏者的意识至关重要，意识的正确程度，决定收藏者事业的成功程度。

有人说，收藏不就是个玩吗，何来意识，危言耸听了吧？我说此俗手之识，意识高低之分，决定了收藏有大家和俗手之别。试分析如下：

1、        超前意识的巨大效力。

王世襄先生是故宫博物馆的专家，我国著名的收藏家，在明清家俱、宣德炉和铜佛像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从解放初期的“四清”运动到“文革”，国人视明清家俱、佛像等物为洪水猛兽，必欲扔之、毁之而后快；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居住面积的扩大，人们又厌旧崇洋，因此，在建国后近三十多年，古家俱、佛像等一如弃儿，人们无视其真实的价值（无论此弃儿将来是伟人还是活佛），躲恐不及，遑论保存。然而，世间毕竟有哲人，世襄先生即是。他从五十年代开始，骑车携筐，遍访山村陌巷，以极低的价格（有时甚至白得）购回大量好物，悉心除去污垢后妥善保存。他深入细致地研究，颇有心得。八十年代国内形势变的开通，世襄先生明清家俱研究的巨著一经问世，即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国人发现：原来我们祖传的家俱，实用、美观且可增值；而当初花巨资购买的洋式家俱，换了一茬又一茬，处理时连购买价的零头都不及。于是人们醒悟过来，拼命寻找古家俱，花数万数十万也不惜，但为时已晚，当我们将这些宝物劈成柴烧时，美国人却大量将明清家俱收进有现代化保存条件的山洞，分类研究。当有美国的博士告诉中国的专家，他是专门研究洞中家俱上“活榫”的型制、做法时，我们的专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如今，明清家俱和佛像等已成天价，一尊万历年间的铜佛今年在香港拍出一亿多的高价。世襄先生功德圆满，逐将部分宣德炉、佛像等专场拍卖。先生的为人和先见之明，赢得全世界藏家的尊敬。他们万分追捧，拍品全部成交，成交额达6000多万，先生又以其部分所得，用于建设家乡200所小学，真让人感叹先生的先知能力，领略到什么是收藏大家的风范。

马未都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其成功之路与世襄先生可谓异曲同工。十几年前中国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一些古城市的街道片刻间就被拆得一片狼籍，中国人再次犯下不可更改和饶恕的历史性大错。即将有个性的古城建成千城一面的所谓都市。一时间，祖先花几百年建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胡同消失了，其中的饱含祖先心血而创作的体现在门庭、花园、居室、戏院中的绘画、雕刻、家俱等艺术品也随之消失，代之以所谓的洋楼大厦（中国人崇洋薄古之心可见一斑）。其实拆除普通民居是应该的，问题是拆除有建筑特色的民居、胡同，岂非是连澡水与孩子一同倒掉的愚蠢之举？庆幸的是，未都先生投资将拆除古门窗和内饰的活包下，并租下一些闲置的车间，运回旧木饰清理、加工，今天你去看看，一片牖饰就卖到了几千元。

我们惊叹二位高人的先见之明，从中体会到了超前意识在收藏中的巨大效力。一位藏家如果一味跟风收藏，可得小利，但不可能有所成就。其实，我们的祖先创造力是惊人的，所遗艺术品类很多，今天人们追捧字画、明清瓷，明天呢？人们的审美观一定会逐渐升华。因此，仍有一些未感知的物类留给了未来的现在有超前意识的大藏家。

２、收藏品质与量的意识。

有些藏者花的工夫和钱财不少，但能入眼的精品不多；还有的有精品，但藏品不多，这样的做法都不是收藏的正道。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藏者对收藏品的质与量的意识不够。

看看世襄先生拍卖专场的藏品，件件精且数量高达几百件；再看看未都先生的展品，也是质和量惊人，因此可知，一个优秀的藏家必有镇宅之宝、精品和大量的次精品。仅有量而无精品、极品的藏品，如同有士兵而无将帅的军队，一定是杂乱无章的乌合之众；反之，只有将帅而无优秀士兵的军队一样不成其军。

精品意识是每一个收藏者购买前须恪守的原则，“不是精品不动心”应是座右铭.有了精品意识，假以时日，逐渐积累，即可实现藏品精品多、数量众的统一。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所指质与量的统一，并非件件是精品，次精品，常品中的少见品也可收。例如收藏字画，张大千、齐白石的精品当然需要，但民国和已故名家如冯超然、王雪涛、陈半丁等的精品、次精品也应当仁不让。又如民国瓷板收藏，“珠山八友”的作品应该有，但王大沧、张志汤的精品、次精品当然要收。这样，次精品研究多了，精品的识别和同类物品的真赝鉴别的眼力就高，然后可出让次精品，换回喜欢的值得永久收藏的精品，实现“以藏养藏”的目的。

有人怀疑我所提的精品意识，他们会问，哪有许多的精品？其实已如我在《拜师篇》中所提到的，进入高层圈，你就会发现精品很多，只有你有足够的资金，你就可以尽情地买到如意精品了。

３、收藏品艺术价值第一的意识。

元清花鬼谷子下山、明万历鎏金佛像、傅抱石《丽人行》，这些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天价的藏品，向人们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最受欢迎的艺术品是艺术水平最高，存世罕有、品相完整、代表某类某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作品，而其中艺术水平是首位的。

人们收藏，本质上是对精神的追求。当人们衣食无忧后，一定会追求更高层面的享受，即对艺术和美的享受，也就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因此，“乱世黄金，盛世收藏”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收藏者对一件古玩（艺术品）第一眼的反应，是判断是否符合他心目中审美的需要，故有不喜欢和爱不释手的区别。虽然说每个人对美的标准理解不一，但对精品的喜欢程度却惊人地接近。人类的这些审美天性，就决定了收藏中须树立艺术价值第一的意识。

例如收藏定窑，有釉的一定好于无釉的，有工（刻、划、雕、贴）的一定比无工的价值高。再如收藏马家窑陶器，有彩的好过素面的，绘工细的高于粗绘的。凡此种种，不一枚举。

至于稀有性、品相、代表性等因素，虽说也是影响藏品价值的关键因素，但均不能与艺术性相提并论。

由此可知，收藏者欲提高水平，首先应提高审美水平，加深对艺术美的欣赏能力，而审美能力的提高，是广见博学的结果。故一个大收藏家，也一定是个博学之人，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实践者。

４、有收藏不信邪的意识。

民国年间，修洛陇铁路时，人们在洛阳发现了大量彩瓷片，当时许多中国人认为墓中之物系不祥之物，故多予损坏。这些彩瓷流到北京，外国人很惊讶，他们认真研究后，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消息：此即史书上多有记载的唐三彩。他们想方设法，拼命搜集北方唐三彩和古代陶俑，意欲搜尽而后快。所幸国人中有郑振铎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不信邪说，倾尽家资以保存。“其中有绝精者，足为我国雕塑艺术的最好代表作。然亦从帝国主义者夺回不少好东西。”（郑振铎《为捐献陶俑给周总理的一封信》，详见《捐献大家—郑振铎》第38页），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才有了许多郑先生所捐的北朝陶俑和一批唐三彩的宝物。又，也是民国年间，王国维先生辨识出人们所说的“鬼片”就是甲骨文，将我国的文字史推前了一千多年。遗憾的是，由于国人“鬼片”不祥的观念，使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有更多的机会掠去了许多甲骨文，若非此陋念，以今天国人对甲古片的认识程度，这些强盗国家断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稀世宝物。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 “凡古人用过的东西都不吉祥”的意识对收藏危害极大。事实上，古玩收藏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光大，与继承和光大传统音乐、书画、戏曲、文学等无本质上的区别。是凡古玩，均是古人创造的，只不过有的古人用过，有的没有用过而已。有的藏友忌讳古人之物，喜欢字画、瓷器、文玩等。其实细想起来，道理也不通，拿清代早期瓷器来说，就算是传世的，少说也有三百年了吧，以四十年一辈人（指藏家藏物年头）算，也经过了七代古人之手，为什么就不忌讳了呢？玉饰、铜器、字画、陶器无不如此，只是年份长短而已。

近些年随着国家大规模建设的进行，工程中出土的文物很多，而国家保护能力和资金有限，民间收藏是很好的补充。可以说，对藏家而言，历来就没有这样大规模出现文物的机遇，如果没有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民族文物的意识，而去信奉“不祥”之类的怪言，必错失良机，徒叹奈何。

５、有团队收藏的意识。

收藏本是个体行为，与团队有何关系呢？经济界有个生动的说法：一个人的收入应当是多少？将你事业上密切相关的六个好友的收入加起来，算出的平均值即是你的应得收入。引入此说，在收藏界某个人的藏品价值与其密切交往的师友们的关系很大。　

首先，师友们的观点能影响藏者的信心。其次，师友们的眼力和水平会影响到藏者。再次，师友们的喜好会影响藏者的方向，因为有人切磋，故常会形成一个团体。例如保定有燕瓦当研究的大家，故此地藏家多有瓦当，其他地方鲜见。又如石家庄有崇祯的行家，故庄里多有玩家。第四，众人的信息毕竟宽于个体，不断地沟通、交流，易得到精品的几率就大得多。例如藏瓷的好友见到好陶，必会通知藏陶的好友等等。因此，收藏不宜深居家中，独自研究，宜选择收藏不同类别、人品上乘、眼力超众、藏品丰富的好友组成团队，不断交流。每个人都会发表自己的见解，水平均得以提高，对大家都是有裨益的；尤其是信息时代，网上知音很多，发自己的、赏他人的藏品，评头论足，对提高水平，丰富品种很有帮助。

总之，“行成于思”，树立良好的收藏意识，是收藏者走向成功之路的关键因素。其他关键因素尚有学习和研究方法、投资与收益的理念等等，容我以后道来。

　　　　　　　二００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写于天津